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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資料圖片僅供參考)

小城的“大上海夢”

》發(fā)出后，后臺有人留言，嫌前面鋪墊太多，后面草草收尾，并表示“后面更是我想看的”。

確實，當時限于篇幅，關(guān)于如此“親滬”的我為何沒去上海，反而來了杭州這段，沒有展開敘述，從而顯得結(jié)尾比較倉促。

所以這一篇，我接著來講講故事的后半段。

畢竟，逃離還是逃回北上廣，是這些年一直被議論但從未被實證過的一個熱點話題。

恰好最近國家統(tǒng)計局出版了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的分縣數(shù)據(jù)資料，為終結(jié)這個話題提供了定量的數(shù)據(jù)支撐。從中我們可以看到，“涌入北上廣”和“逃離北上廣”其實是兩個并存的現(xiàn)象，只是涉及的代際、人群不同。

而我的經(jīng)歷，不過是為此做了一個不太典型的注腳罷了。

我是2006年上的大學(xué)，那時候北京、上海的進入門檻已經(jīng)很高了。用我們某位任課老師的說法，“你們生晚了”，因為早些年，211畢業(yè)生是可以直接在京滬落戶的，而現(xiàn)在就難了，想進起碼得是碩士。

所以盡管那時候全國考研人數(shù)比現(xiàn)在少得多——我參加那年是140.6萬，僅相當于2022年報考人數(shù)（457萬）的三分之一都不到，但我們學(xué)校的報考比例卻很高。記得考研報名那天，隊伍從圖書館旁的階梯大教室一直排到食堂。

還算幸運，我也考上了某TOP10學(xué)校?？上Ш髞硪驗榧依锊疬w，爸媽不懂政策，稀里糊涂就讓我放棄讀研，回了嘉興，這也成為我此生最大的遺憾。

由于學(xué)歷上的BUG，我一直沒膽量去京滬闖蕩，當然我同學(xué)里面也有膽子大的，而且后來混得都不錯，有些還進了新京報、央視等媒體。這在當時看來，算是行業(yè)天花板了。

應(yīng)該說，相比我的猶猶豫豫，我的那些同學(xué)們的選擇代表了大多數(shù)年輕人的想法。

根據(jù)《2022中國人口普查分縣資料》，90后年輕人普遍傾向于奔赴城區(qū)人口300萬以上的大城市尋求發(fā)展。尤其是城區(qū)人口1000萬以上的超大城市，2010～2020年期間，90后占比增長超過60%。而城區(qū)人口300萬以下城市的90后年輕人比例，則出現(xiàn)明顯下降。

其中，深圳、上海是90后增長比例最大的兩座城市，占比均提高了有一倍之多。尤其是上海，除了奉賢、金山、崇明以外的每個區(qū)，90后的比例都由于大量外地青年的涌入，而增長了80%以上。長寧、徐匯、閔行等區(qū)，更是超過120%。

另兩座一線城市北京和廣州則緊隨其后，整體提高了80%以上。此外，廈門、東莞、杭州、南京等新一線強二線城市，90后占比變化率也都在50%以上。

考慮到這些沿海發(fā)達城市本地人的出生率都較低，可以肯定，增長的90后比例主要來自外地新涌入的青年。這些外地青年大部分來自中西部地區(qū)。對他們來說，反正家鄉(xiāng)是回不去了，反正是要出來闖蕩的，與其落腳二三線城市，然后努力向上攀爬，不斷往更高一級的城市置換，還不如一步到位，先擠進北上廣深再說。

反倒是戶均資產(chǎn)500萬+的江浙人（根據(jù)2021年最新數(shù)據(jù)），往往小富即安，既羨慕大都市的繁華，又受不了擠地下室的苦，思來想去，最后還是安耽留在老家，性價比最高。

這點在嘉興人身上體現(xiàn)得十分明顯。想我當年的那些高中同學(xué)，無論高考分數(shù)多高，絕大多數(shù)都選擇了報考省內(nèi)高校。即便是那些出去的，哪怕是入讀985，或是出洋留學(xué)，最后大多也還是回了嘉興，過上了平淡而富足的小日子。

他們的想法普遍是：沒錯，你是去了大城市，看上去風光，但就北上廣深的高房價和落戶門檻，你能留得下來嗎？與其在他鄉(xiāng)浪費青春，臨到中年再灰溜溜滾回來，還不如一開始就別出去瞎折騰。表面上看，這種想法有點消極，但經(jīng)歷了人生風雨后，你才會發(fā)現(xiàn)其中的人生智慧。

2012年，我去湖南長沙參加紅網(wǎng)舉辦的年度全國評論大會，遇到一位供職于深圳某報評論部的同行。閑聊間得知，經(jīng)過2009年那一波4萬億救市資金的刺激，他家所在小區(qū)的市價已經(jīng)從當初購入時的8000多元一平，漲到了5萬一平。

這差點沒驚掉我下巴。因為當時嘉興的平均房價才七八千一平，哪怕杭州一般也就一兩萬一平。深圳的房價刷新了我對一線城市的認知，深深感到啥叫高不可攀。

回頭再看，10年前的我還是too young to simple了。因為今天，深圳那個小區(qū)的房屋售價已經(jīng)接近20萬一平，而杭州也早就遍地10萬多一平的樓盤了。

表面上，各地房價好像都漲了幾倍。套用某位網(wǎng)紅前媒體人的話講，都漲價等于沒漲價。問題是，這種漲幅收益只屬于有房一族。對于那些還沒上車的年輕人來說，如今的購房門檻已經(jīng)高到了難以企及的地步。

想我剛參加工作那會，一個月工資三千多，嘉興房價七八千，也就是兩個月收入可以買一平米。加之我很早就開始在外發(fā)稿，工作第二年月入即過萬，所以買房、還貸壓力并不大。但現(xiàn)在杭州房價動輒五六萬，試問有幾個畢業(yè)生月薪能有兩三萬的？

所以，雖然近段時期國家接連出臺樓市刺激政策，特別是9月30日那天，財政部、稅務(wù)總局、央行等部門多箭齊發(fā)，又是下調(diào)首套個人住房公積金貸款利率，又是給予居民換購住房個稅退稅優(yōu)惠，以至于有人拿它跟2014年的“9.30新政”相提并論——后者開啟了長達五年（2015～2020年）的全國性樓市上漲行情的序幕。

問題是，經(jīng)歷過上一輪漲價去庫存對于“六個錢包”的“洗劫”，如今家庭的負債率普遍已經(jīng)達到峰值。加之這幾年經(jīng)濟不景氣，無論楊白勞還是黃世仁，家里都沒余糧了。所以任你再怎么刺激，作用也不會太大。

正因如此，現(xiàn)在有越來越多年輕人選擇躺平，打死不買房。但年輕人可以租房，中年人卻沒法如此瀟灑。畢竟要結(jié)婚，得有房；小孩上學(xué)，得有房?？煽粗鄙仙畹纫痪€城市動輒二三十萬的房價收入比——也就是一戶家庭不吃不喝二三十年的收入，才能買得起一套房，絕大多數(shù)人只能選擇含淚逃離北上深。

這點從七普數(shù)據(jù)中也能找到印證。統(tǒng)計發(fā)現(xiàn)，在20個90后，也就是20-29歲年齡段人口流入最多城市中，珠海、成都、中山、杭州40-49歲中年人口增長最快，達到15%以上；寧波、廣州、昆明、武漢等的增長也有10%左右。說明此前的年輕人來到這些城市后，大多選擇扎根定居下來，而不是工作幾年，賺一票錢，就逃離了。

但另一邊，北京、天津、上海、南京、東莞這5座城市的70后人數(shù)，卻在過去十年間出現(xiàn)負增長。其中南京、東莞的降幅不到5%，京津滬則在10%以上，考慮到40～49歲人口的自然死亡率，可以較為肯定的是，北京、天津、上海的70后中年人口出現(xiàn)了凈流出。

都說中年人是社會的頂梁柱，所以中年人的去留選擇，有時候比青年人的流向更具有指標意義。作為一名準中年人，沒有北漂、滬漂經(jīng)歷的我，也是在而立之年以后來到的杭州，一座中年人口快速增長的城市。

2018年，當我拖著行李箱從嘉興來到杭州時，各地搶人大戰(zhàn)正酣。相較于京滬高高在上的戶籍門檻，深圳遙遙領(lǐng)先的房價，作為這場大戰(zhàn)的主角，以杭州、西安、成都、武漢等為代表的眾多新一線、強二線城市，無論是對年輕人，還是中年人，都要友好得多。

以杭州為例，雖然錢江兩岸的房價已經(jīng)達到10萬多一平的水平，但余杭、蕭山、臨平等區(qū)域，還是有大量三四萬甚至一兩萬一平的房子，適合初來乍到年輕人的上車盤，以及辛苦打拼中年家庭的改善盤。加之各種補貼獎勵，所以那陣子，杭州每年都能吸引來幾十萬外地人。像未科、良渚等處的地鐵站口，每到晚上七八點，烏泱泱全是下班歸巢的人群。

至于比杭州房價更親民、上車更容易的成都、武漢、重慶等中西部中心城市，更是搶人大戰(zhàn)的受益者。2010～2020這十年，成都、西安、鄭州、武漢等城市的人口增幅均在百分之二三十以上，高的甚至超過50%。

盡管在很多方面，比如公共資源、政務(wù)水平，它們較一線城市還有一定差距，城市的天花板也沒有一線城市來得高。但有資格觸碰天花板的頂級人才畢竟是少數(shù)，大部分還是像你我這樣的普通人。

相較于一線城市高強度是生存競爭壓力，能夠兼顧工作和生活，讓90后年輕人和70后中年人都留得下來的二線城市，無疑更具吸引力。

事實上，這種舍一求二的人口流動趨勢并非中國獨有。在美國，這些年，人們，尤其是科技類人才，同樣越來越傾向于奔赴休斯頓、達拉斯、沃斯堡等二線城市。至于像紐約這樣的傳統(tǒng)一線城市，2017和2018年，居民人數(shù)甚至出現(xiàn)了下滑。五個大區(qū)中只有斯塔滕島（Staten Island）人口數(shù)小幅增加，其他四個大區(qū)的居民人數(shù)均呈現(xiàn)凈流出。

美國人是怎么想的，我不知道，但就我個人而言，雖然從小都心向上海，最終之所以在而立之年選擇來到杭州，一方面是因為經(jīng)過此前的多年打拼，有了一定積蓄，可以承受杭州的房價；但更重要的，則像有次我在接受浙江電臺采訪時說的，杭州既有不錯的工作機會，又有美麗的自然風光，進可以打拼事業(yè)，退可以享受生活，兩者相對比較平衡。

畢竟，對于從小不曾為溫飽犯過愁的年輕一代來說，在選擇城市時，已經(jīng)不再像父輩那樣，只看哪里賺錢多。他們更重視生活與工作的平衡感。這種選擇上的變化，或許能給未來的城市主政者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路和提醒吧。

「圖片|視覺中國」